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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教授在演讲中探讨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波折及其对民营经济未来的影响。他认为，全球化的核心是将原本相对隔绝的发达国家（资本充裕、劳动力相对稀缺）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充裕、资本稀缺）连接起来。 这一连接对各方产生了不同影响： 1. **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部门（如华尔街、硅谷）因全球市场扩大而受益巨大；但其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则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劳动力的激烈竞争，导致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扩大及社会矛盾加剧。 2. **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例）**：凭借劳动力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并得益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如解放思想、允许民营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以降低“体制成本”），成为了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大规模脱贫。 然而，当前全球化出现波折，贸易摩擦加剧。周其仁教授分析，这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发达国家内部矛盾积累所致。同时，中国自身也面临新的挑战： 1. **成本上升**：劳动力、土地、税费、社保等市场成本和体制成本均显著上涨。 2. **“三明治”困境**：中国在成本上已高于越南、印度等后发国家，但在技术创新和高端产品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被夹在中间。 因此，周其仁教授指出，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面临着“突围”的艰巨任务，需要在成本压力和国际竞争中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否则过去40年积累的成就和发展势头可能面临严峻考验。

美国推出了对等关税措施，旨在减少其贸易逆差。演讲者认为，美国声称逆差源于他国不公平贸易的说法不成立，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国内需求超过供给以及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自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通过发行美元获取铸币税，导致内需过剩和持续逆差。然而，美元地位也带来弊端，包括制造业“空心化”和国内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撕裂。演讲者认为，美国难以采取放弃美元霸权或推行共同富裕等“上策”，因此选择通过加征关税等方式逆转全球化，作为应对国内挑战的次优方案。这种逆全球化趋势将持续，标志着旧全球化模式的终结。未来全球化走向取决于中国能否扩大内需。美国加征关税已导致国内经济景气度下降和投资不确定性增加。

大摩宏观策略团队分析了当前全球及中国经济形势。中美经贸谈判已正式开启，近期会谈取得建设性进展，双方同意重启对话机制，预计关税将渐进式下调，但最终水平可能高于特朗普2.0执政前，谈判过程将是涉及技术、地缘政治等问题的可控博弈。 全球市场虽已反弹至关税战前水平，但结构性调整持续，美元例外论面临挑战，投资者正寻求再平衡，减少对美元资产的过度配置。 投资者对中国资产信心回升，许多机构表示愿增配中国股票。科技领域亮点突出（如AI、机器人、新能源），被视为中国在全球构建完整产业链生态的潜力，且对贸易摩擦敏感度较低。中国股市盈利预期已充分调整，相对其他市场更具韧性，且在全球新兴市场中仍被显著低配，有增配空间。 中国国内经济方面，近期出口和假日消费数据虽有韧性，但存在暂时性因素（抢出口、绕道、消费降级）。关税冲击对经济的传导正在显现，二季度增长面临较大压力。地产市场情绪恶化，物价（PPI）下行压力增大。 政策方面，经济下行压力下需更多支持，尤其消费端。货币政策作用有限，财政政策是关键。额外财政刺激可能在三季度推出，但政策重心仍偏向投资而非消费，结构性提振消费（如社保）面临挑战，打破通缩需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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